随着新能源产业的持续增长，该产业面临的生态治理压力越来越大。

文/本刊记者 孙一凡

一个史无前例的严苛生态监管闭环正在风光产业周边形成。

2024年10月17日，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关于加强陆域风电、光伏发电建设项目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明确要求新能源项目在选址时应避让生态保护红线、重要动物迁徙通道及栖息地等敏感区域；加强项目的事中和事后监管，确保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环境影响得到有效监控，完善项目退役后的生态修复与治理。根据通知，发电企业须依法承担退役设备的处理责任，严禁非法填埋或丢弃。

这是主管部门首次从全生命周期绿色发展理念出发，对陆域风电和光伏项目的规划、建设、运营、退役各阶段提出全面的环保要求，同时明确了发电企业在退役设备处理方面的主体责任。

通知规划了一套涵盖“环境影响评估+全过程监管+生态修复治理”的项目环保规则体系，意味着新能源项目的环保紧箍咒正持续勒紧。

考虑到未来风光项目进一步迈向海洋，产品向绿色壁垒高筑的欧美输出，环保合规风险将更加严峻，相关企业必须改变粗放式的开发模式，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及要求。

新能源的生态挑战

截至2024年9月底，中国新能源装机总规模已达到12.5亿千瓦，提前六年完成了2030年风电和光伏总装机超12亿千瓦的目标。这种排山倒海的澎湃增长态势，进一步巩固了风光产业新质生产力的前排地位。

但随着产能和项目规模超预期发展，风电和光伏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渐呈现出了单一性向综合性、区域性及复杂性的转变。

越来越多的项目逼近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生态环境脆弱区和人口稠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项目带来的噪声污染、光影闪烁、固废等问题愈演愈烈。

2023年央视的一期《焦点访谈》曝光了废弃光伏组件回收市场的严重污染问题，揭开了行业环保问题的冰山一角。部分小作坊通过粗暴的拆解和焚烧手段回收废弃光伏组件，提取金属原料，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环保设施，产生的废气和粉尘直接排放，严重污染空气、土壤和水源。

尽管正规企业采用环保技术进行回收，但因小作坊能提供更高收购价格，正规回收渠道难以获得足够废弃组件，回收产业缺乏政策扶持和规则约束。

绿色和平早期发布的一份光伏行业环保研究报告显示：大多数光伏企业将清洁生产停留在末端治理阶段，未从源头实施清洁生产，导致治理费用高且效果差。同时，行业缺乏有效监管和统一标准，部分地方政府盲目追求新能源项目数量，放宽排放标准或不严格执行环保措施，增加了环境隐患。

尤其是多晶硅行业，早期发展阶段忽视环保要求，且工艺和设备落后，环保标准执行不足。

风电建设和运行的环境影响同样不容忽视。风电场需要占用大量土地和树林，可能破坏当地生态系统的平衡，影响动植物的栖息地和迁徙路线；风电机组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对附近居民的生活和野生动物造成干扰，尤其是旋转叶片可能对鸟类构成威胁；海上风电项目更是面临着极端天气导致倒塔、叶片碎裂等风险，污染海洋并威胁人类安全。

锂电产业的环境危害尤其显著。过去的几年间，随着新能源汽车与储能产业的蓬勃增长，在盐湖提锂过程中煅烧、浸出和喷雾干燥等工艺所产生的酸雾大量增加，从而导致空气污染，卤水的广泛使用可能引发土地盐碱化，进而破坏高原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宜春市一家锂电企业因不当处理锂云母提取过程中的铊污染物，导致了饮用水源地铊浓度异常，严重威胁着居民健康。

废旧动力电池未经过处理便填埋或焚烧，不仅会对水源和土壤造成长达数十年的破坏，而且会引发严重的空气污染。

监管收紧

为促进新能源项目良性发展，部分省份严格新能源项目环保审批，如光伏用地政策趋紧，大量项目被废止。

2023年9月15日，国家自然资源专职副总督察约谈2023年督察发现违法违规问题突出的9个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点名批评河北省石家庄市光伏用地违法违规占用耕地4520.84亩，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未批先建等典型。

2023年3月，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支持光伏发电产业发展规范用地用林用草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12号文），光伏项目被明确禁止占用耕地。而此前，行业所依据的用地政策为国土8号文：允许使用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布设光伏方阵，只是从严提出要求，除桩基用地外严禁硬化地面、破坏耕作层等，相当于给光伏项目占用耕地开了一个口子。

2023年3月新政策发布以来，许多农光互补项目被迫停止运行，已启动的项目因土地使用问题面临着取消风险。比如新能源大省山东，众多农光互补项目因无法完成电网接入审批而被迫延迟，无法按计划推进。

渔光互补项目受到了更为严格的监管。2022年水利部发布了《关于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空间管控的指导意见》，加强了对渔光互补项目的管理。2023年10月25日，江西对未按计划并网的光伏项目进行了清理，其中渔光互补项目被终止的总规模高达11GW。

据相关媒体统计，2024年，内蒙古、江苏、贵州等省区清理的涉及生态红线和用地冲突等问题的新能源项目总规模近50GW。

生态环保问题一直困扰着风电行业。2017年下半年，为加大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保护力度，海南省发改委一度停止海上风电项目的开发工作，直到2021年才逐渐重启，过山车式的政策变动对企业项目规划和建设产生了负面影响。

“十四五”以来，我国海上风电用海规模不断扩大，近岸海域可开发利用资源趋于饱和，渔业、军事、航运等不同行业用海矛盾日益加剧，危机生态红线。

2024年12月30日，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海上风电项目用海管理的通知》。《通知》从国家层面对海上风电项目管理中涉及的空间布局、节约集约、用海审批、生态用海等问题予以进一步指导和规范，明确指出加强生态修复，严禁在生态保护红线等重要、敏感和脆弱生态区域布局海上风电项目，督促用海单位履行生态用海责任，按要求长期开展生态跟踪监测，并开展用海后评估，探索开展海洋生态损害补偿标准和机制研究。

陆上风电，尤其是分散式风电面临着愈加复杂的人地冲突和生态环境挑战，东南各省对林地、草原、河流沿岸等区域的风电开发管控愈加严格。以福建省为例。2017年以来该省停止核准新增陆上风电场项目，考虑到土地资源稀缺，生态和人居环境保护等要求严格，分散式风电项目开发处于停滞状态。

2024年6月12日，江苏省发改委在《关于规范我省陆上风电发展的通知》中明确：生态优先，资源集约。优先统筹生态环境保护和陆上风电发展，按照“高效率、低噪声、少占地”的原则，提升风能资源利用效率，促进风电开发与周边景观环境有机融合，全力打造生态友好型陆上风电发展新模式。

新型储能虽未出台专门的环保法规，但相关政策在环保方面进行了指导。2022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明确通过长效设计、低碳制造、高效运维和绿色回收技术的突破和循环经济商业模式的应用，使储能系统在满足(安全和质量)品质要求的前提下，具有良好的资源属性、能源属性和环境属性。

2022年国资委在《中央企业节约能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办法》建议：中央企业应强化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率先执行企业绿色采购指南，推进绿色供应链转型。

这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意味着新能源项目的监管模式和重心从“建前”监督向“长期生态跟踪监测”的转变。

对新能源企业来说，严苛的生态保护要求可能增加项目建设和运营成本，尤其是在环保设施和技术升级方面的投入，在高开发强度和敏感生态区域的限制，可能限制部分项目的选址，影响企业的扩产计划，同时预示着新的商业模式即将涌现。

技术突围，

风暴也是大机遇

2024年10月，生态环境部出台的《关于加强陆域风电、光伏发电建设项目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在强调风光项目注意环境保护的同时，鼓励相关部门和企业加大在陆域风电、光伏发电生态环境影响、保护关键技术、监测手段等方面的科研投入，进一步弄清风电、光伏发电开发生态环境影响的途径、机理以及长期累积性效应，为风电、光伏发电发展布局提供基础支撑，降低潜在生态环境风险。

在这方面，不少企业已有了相关技术布局。

特别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在新能源领域的应用，为环保提供了重要保障。人工智能通过智能算法优化光伏和风电的运行效率，根据天气和负荷变化动态调整能源输出，减少能源浪费，同时预测设备故障和生态影响，提前采取修复措施，从而降低环境负担。大数据则通过实时监控项目的全生命周期，精确分析能效、排放和环境影响趋势，帮助决策者科学调整策略，有效应对潜在的生态威胁。

针对新能源项目开发，一些科技公司开发了一系列数字化新能源电站建造方案，通过对电站的环境影响进行仿真模拟，降低不当选址对生态环境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许多方案已在地势最复杂、环境最严峻的流域高原场景得到验证。

在设备生产端，一些企业通过打造零碳园区并辅以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底的数字化平台，监测废弃物、废水的处理与循环，从而实现能源使用的可视化、精准分析和动态管理。

电池退役设备回收产业目前还缺乏监督和行业标准，仅以工厂示范线为主，未来商业化潜力巨大。

受欧盟电池法影响，我国电池企业需拥有记录电池制造商、材料成分、可回收物、碳足迹等信息的“电池护照”才能进入市场。2024年，电池联盟公布了“电池护照”第二轮试点项目，中国电池企业有6家参与其中，展示了中国企业在电池护照领域的探索努力。

未来，电池产业有望催生全新的商业模式，将“电池护照”与上游原材料供应链、下游回收体系等环节深度融合。通过将“电池护照”数据与AI技术结合，企业能够实现电池健康度的实时监控和风险预测性维护，从而优化电池使用寿命并降低维护成本。

依托这一技术平台，电池护照不仅是产品追溯的工具，而且是多维度数据管理平台，提升产业链的透明度和效率。未来，这些新兴商业模式可能成为行业内的重要创新，带来更加高效、环保、可持续的电池产业生态。

打破国际绿色壁垒

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新能源装机最多的国家，但绿色环保法规、绿色产品标准制定仍落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

早在1969年阿波罗登月期间，可口可乐公司就进行了全球首次生命周期评价（LCA），分析不同饮料容器的环境影响。LCA随后被广泛应用于产品和服务的环境影响评估中，用于企业管理、政策制定和标准制定。

特别是欧盟推出产品环境足迹（Product Environmental Footprint,PEF）评价体系，并将其确立为多项欧盟法规强制要求,从全生命周期对风光锂电产品进行监管和核查。未来我国“新三样”的出口将受到绿色法规的限制，如果无法通过认证，面临的是产业链脱钩断链的风险，甚至上百亿元的出口损失。

打铁还需自身硬。面对国际绿色法规，中国需要完善绿色转型政策体系，建立自己的可再生能源标准体系和工业绿色低碳标准体系。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刘锋建议：需要强化监管和制定更严格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全生命周期的环境、社会责任和治理标准和评估体系，以规范新能源生产、使用和废弃过程中的污染和环境影响。实施有效的监管和惩罚机制，确保企业和机构遵守环保法规。

在推动自身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同时，要向优秀经济体学习，加强新能源环保方面的国际合作，鼓励高校、科研机构、企业与外方开展学术和技术交流，以对话的方式实现国际规则标准互认，从而促进新能源投资和贸易合作。

2024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意见》提出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海洋污染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塑料污染治理等领域国际规则制定，加强绿色标准与合格评定国际合作，参与相关国际标准制定修订，推动与主要贸易伙伴在碳足迹等规则方面衔接互认，从中央层面向世界发出了加强绿色国际合作的强烈信号。

2025年是“十四五”的最后一年，考虑到“十五五”及更长远的发展周期，新能源产业必将迎来更加严酷的产业竞争。摆脱粗放、集约化生产，拥抱智能、绿色生产，顺应生态监管日益严苛的大势，中国有望在全球新能源市场中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